在这个万物皆可暴雷的年代，似乎不应为某个企业或实体的轰然倒塌而感到奇怪。但近期刚刚被爆出遭挤兑的华西村，却又是那样的特殊而显得的过分耀眼。由于曾在特殊时代拥有特殊地位，还被赋予过超乎普通地位的崇高象征，自然就会让更多人唏嘘不已。

甚至从某种程度来看，一个华西村就是无数家族企业的盛衰缩影。

曾经的辉煌

要明白华西村挤兑事件的巨大冲击力，就必须理解这个群体曾经有多么的辉煌。因为你很难在其他地方，找到一个每家都住几百平大别墅，人人都能开豪车开的奇妙乡村。甚至连吃饭看病等基本生活必须都不用自掏腰包，活想是理想国一般的乌托邦。

华西村能有如此奢华待遇，主要是由于他们做出过2次具有前瞻意义的重大抉择。其一便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，顶着可能的政治批斗风险，将公有制土地分配给个人试点包产到户。虽然做的非常低调，还是让华西村迅速摆脱了长期贫困，拥有周遭同类区域所不具备的坚实基础。其二就是高瞻远瞩，在国家逐步放松对民营经管制的时代，反其道而行的寄出高度集中模式。继而将生产重心调整到工业领域，顺利成为周遭几家大型国企单位的下游供应商。

期间，华西村又相继开设了药械厂、板网厂、织布厂等乡镇工厂，并抵住了全国盛行的到户的分土地政策诱惑。从而在工业领域迅速崛起，积累到丰厚的原始资本。甚至有通过各种手段举债2400多万，专门用于疯狂囤积建筑原料，成功在第一轮深化改革中赚的彭满钵满。至此变身为估价过亿的模范农村，享受国家给予的特殊宣传扶持。在那个海尔、联想等民族企业尚未崛起的蒙昧岁月，堪比阿里、百度和京东的当代地位。

在以上这些不可思议的跳跃式发展中，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的决策作用是毋庸置疑的。以至于仅靠个人威望，就能长期把持这个位置。死后更是让自己的儿子上位接班，实践着许多人梦寐以求的“父死子替”模式。他的不少亲戚也自然是“鸡犬升天”，在基层村政府中把持着数个关键位置。原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，也就这样被活脱脱演化为地位特殊的“家族企业”。而且要不是本次挤兑事件曝光，还将继续被相关群体给接着演绎下去。

迅速的衰落

当然，任何人或实体企业，都难逃盛极而衰的客观规律。华西村在数次摸准时代的脉络走向之后，也不免在新的滚滚洪流面前显出疲态。特别是2013年的功勋书籍吴仁宝去世后，一大波发誓要继承其衣钵的后生晚辈，在机遇和挑战中迷失了方向。仅用3年时间，就被爆出负债达300多亿，也算是为今日的疯狂挤兑埋下地雷。

或许有人觉得，这就是“前人种树、后人乘凉”的最现实版本，迅速衰败的责任应该被归结为吴仁宝后裔们的不思进取。但残酷的事实却并非如此。相反，华西村自失去功勋之臣以后，并没有甘于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混吃等死。他们依然在遵循过去的成功经验，用大力融资参与产业改革，维持既有的领先地位。

然而，由科技进步和市场饱和所引发的全国性钢铁产能过剩，首先就重创了华西村的工业经济支柱。受此影响，许多原本要慕名而来的学习者也没动力在慕名前来。从而造成支持华西村循环繁荣的旅游业也出现萧条。

当时，接过父亲吴仁宝职务的吴协恩也发现了这个不妙情况，准备舍去华西村对这些传统产业的深度依赖。以便将资金转移到金融投资，医疗、教育、新能源等诸多新兴领域，实现产业布局更加多元化。只是以上步奏根本无法迅速执行，否则就会影响到村民们的实际就业问题。因此，整个改革进程被一拖再拖。加之在新领域内进展不畅，最终酿成你我今日所目睹的这场悲剧。

家族式企业的核心困境

当然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华西村没有能帮助其在各新兴领域成功的人才储备。由于前文所述的历史原因，几乎所有重要位置的话事人，都长期钻研传统产业。必然会在自己陌生的新兴产业内出现失误，加速消耗了之前靠薄利多销模式赚取的存量资金。至于向本村居民发起集资，则不能被视为其走向衰微的根本性诱因。

然而，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家族企业悲剧。在类似的逻辑体系内，整整一代人的刻苦努力成果，理应由他们的亲属继承人分享和发扬光大。但由此造成的演化路径依赖，也反向锁死了面对重大危机时迅速调整能力。再对比我们都很熟悉的现代式企业运营模式，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反差究竟有多么巨大？！

前者既没有聘请职业经理人的运营习惯，也不可能在如法炮制后能做到真正的放权式发展。而依附于他们的普通继承村民，在面对这类重大危机时的作用也非常有限。所有人都被不自觉的绑定在一起，按照父辈们传授的经验抱团取暖。最后还是没能跑赢这场与时代进步的接力赛。至于内部审核、风险控制和财务管理等技术性问题，也都会由传统家族式企业的局限性被不断放大。

尽管我们不能因本次危机的曝光而彻底看衰华西村本身，但曾经的天下第一村位置恐怕将永远离他们而去。以后的专家学者也会将他们的盛衰经历反复推演，作为警示众人的绝佳案例。特别是那些依然想躺在先人功绩簿上吃老本的个人或企业，都应该在看到华西村的挤兑新闻后，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那些习惯是否真的能天长地久……